也许会有无数朋友脱口而出：“明代计成的《园冶》！”那么很多人可能会在心里犯嘀咕了：“到底是陈从周教授的《苏州园林》呢，还是刘敦桢教授的《苏州古典园林》呢？”△陈从周《苏州园林》（左）与刘敦桢《苏州古典园林》。以上两部作品，都创作于新中国成立以后。而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已经有人动笔写出了一部系统性介绍中国古典园林的著作。对于当代很多人来说，“童寯”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甚至可能连“寯”（jùn）字都是第一次见到。但在建筑学界和园林学界，这是每一位研究中国园林的学者都无法绕开的名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回顾童寯教授的学术生涯，以及《江南园林志》的坎坷出版经历。 1900年，童寯出生在东北沈阳的一个满族家庭，有着扎实的古典文学素养。长大后，他考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跟杨廷宝、陈植、梁思成等人成为同学，多次在建筑设计竞赛中获奖，并于1928年冬天以三年之内修满六年学分的成绩提前毕业，荣获建筑学硕士学位。与此同时，童寯还接受美国著名水彩画家道森的指导，充分发掘了自己的绘画天赋。1930年，他在欧洲游历了四个月左右，对英、法、德、意等多个国家的建筑一一考察，同时创作了大量珍贵的绘画作品。从欧洲回国后，童寯受聘于东北大学建筑系，跟梁思成、陈植等人又成了同事关系。1931年受“九一八事变”影响，东北大学建筑系被迫解散。该年底，童寯应邀到达上海，与陈植、赵深联合创办“华盖建筑师事务所”，致力于现代化建筑设计。从1931至1952年，童寯作为华盖建筑事务所的三大创始人之一，共主持设计了120多个项目，遍布南京、上海各地。△东北大学建筑系师生合影。前排右二为梁思成，前排右三为陈植，前排左二为童寯。
△华盖建筑事务所三大创始人：赵深（左）、陈植（中）、童寯（右）。如果仅凭以上简历，或许大家很难想象，这样一位满族出身、接受西方教育、深受新建筑运动影响、推崇结构理性主义的建筑师，会对中国园林情有独钟。20世纪30年代，正是童寯一生事业最繁忙、设计最高产的时期。然而他硬是见缝插针，利用闲暇时间考察了江苏、浙江、上海一带的六十多处园林。甚至老朋友杨廷宝来看望他，他的招待方式也是邀请杨廷宝一起去考察园林。据童寯的长子童诗白回忆：“星期天父亲很少在家休息，他休息的方式是带着照相机到上海附近或铁路沿线有园林的地方去考察，偶尔也带我去。那些地方有些是荒芜的园子，主人早已不住在里面，父亲向看守人说明来意并给一些小费后，就能进去参观照相。”这项学术活动，现在听着很文艺，但在当时充满了艰难险阻。30年代的城际交通非常不方便，火车和汽车的线路非常有限，许多地方只能坐船前往。另外由于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童寯在昆山、吴江等地考察时，曾先后两次被误认为是日本奸细而进了警察局。即使顺利进入园林之中，他也没有其他助手，只能一个人完成踏勘、测绘、摄影等一系列工作；遇到无法测量的情况，就只能用脚步进行估算；回家之后，还要进行漫长的文献资料搜集。“至于园林，对其中几个最著名的，我几乎熟悉它们的每块石头。”在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园林还属于无人关心的边缘学术领域，更没有人会把它看作是凝聚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载体。于是，童寯把书稿寄给了自己的几位同行——当时正从事中国古建筑考察研究的中国营造学社成员朱启钤、刘敦桢、梁思成。书稿在众人手中被不断传阅，刘敦桢和梁思成高度评价此书，朱启钤决定把它作为专著进行刊印，甚至琢磨着怎样说服童寯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一起从事考古工作。负责排印的商务印书馆将《江南园林志》的书稿退回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把它跟社内的其他资料全部寄存在天津麦加利银行的仓库中，紧接着带领中国营造学社南迁。1939年，朱启钤接到噩耗：天津遭遇洪水，银行仓库被淹。年近古稀的朱启钤自言“我之负君委托，惶惶不知所出”，亲自回到天津整理旧物，并于1940年托人将残缺不全的书稿交还给了童寯。《江南园林志》的首次出版，就这样仓促地画上了休止符，直到1963年才由中国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但在业内，童寯始终被认为是近现代以科学方法论述中国园林理论的第一位学者，而《江南园林志》也被誉为近现代关于中国园林研究的开山之作。在大陆与台湾互相隔绝的四十年的岁月里，《江南园林志》甚至成了为数不多可以在台湾出版的大陆建筑书籍之一。在战争阴云笼罩的年代，竟然有人会花心思完成这样一部让人沉浸其中的著作，简直是个奇迹！但在全书开头，从童寯写下的序言中，大家又能够读出国难当头时，作者心中深深的担忧：“造园之艺，已随其他国粹渐归淘汰。自水泥推广，而铺地叠山，石多假造。自玻璃普遍，而菱花柳叶，不入装折。自公园风行，而宅隙空庭，但植草地……天然人为之摧残，实无时不促园林之寿命矣……吾国旧式园林，有增无减。著者每入名园，低回唏嘘，忘饥永日。不胜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吾人当其衰末之期，唯有爱护一草一树，庶勿使为时代狂澜，一朝尽卷以去也。”《江南园林志》中记录的许多江南园林，许多后来遭到彻底毁坏，仅仅给后人留下一两张照片和图纸。按照童寯的要求，《江南园林志》既然用文言文写成，那么出版时必须采用繁体竖版印刷方式。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读者从形式到内容，真正体会到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
但让人想不到的是，在“文革”期间，这本书让童寯遭遇了飞来横祸。
他跟刘敦桢、杨廷宝被打成了“三块臭牌子”，其中罪名之一就是“研究地主阶级园林”，为此曾被勒令反复写检讨。
△东南大学浮雕铜像：童寯（左）、杨廷宝（中）、刘敦桢（右）。
不过，童寯再次展现了自己内心强大的一面。
他不但忍受了下来，而且从没中断学术研究。等到改革开放之后，他一口气出版了多部著作，外加十多篇文章。《江南园林志》也跟着一版再版。
他甚至在临终前两周，为自己另一本关于中国园林的英文著作《东南园墅》口述完了结尾。
△晚年的童寯。
有人把梁思成、刘敦桢、杨廷宝、童寯合称为“中国建筑四杰”。
而童寯是四杰里面唯一既不是院士也无任何官职，在公共场合露面最少的一位。
绝大部分时间，他都坐在东南大学中大院一楼阅览室某个固定的座位上，静守一张书桌，埋头苦读，随时做着笔记。
正是这种心态，才让他能在纷扰岁月中写出一部无比宁静的作品，也让他在晚年留下多种大部头的学术著作。
关于童寯和《江南园林志》的故事，这次就分享到这里。你还想了解哪些园林先贤的成就和故事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